因为我本身是搞历史的——财税史，给了我这个便利。

教会给的解释是，耶稣和圣徒们有多余的功德，教会有权力释放给其他信徒，为他们代赎那些非永恒的罪罚。那么，为什么新教改革对于后来的金融发展那么重要呢？是韦伯夸大了吗？这些是我们应该多思考的问题。

其次，就如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经典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保护用钱赚钱的合法性，所以，如果没有加尔文对《申命记》的重新解释，资本主义在基督教世界就永远没有正当合法性。尤其是13世纪中期的阿奎那，他对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哲学影响巨大。在大量演讲和撰文中，阿奎那首先修正了教会对商业的立场，他说，商业利润本身既不该赞美，也不该谴责。炼狱是不好的信徒死后暂居的地方，接受惩罚，炼净以后才能上天堂。这种新的商业现实迫使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进行再思考，因为商贸活动那么多，就必然有其合理性，显然不能一味否定。

痊愈之后，路德不顾家人的反对，果真放弃做律师的努力，搬进修道院，成为僧侣，天天修行，研习经书。马丁·路德说，唯有经历各种苦难，而不是虚假的平安担保，才有把握进入天国。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2000年。

19世纪初，新生拉美国家向英、法等欧洲霸权国家借款很大程度上是把这当作缴纳保护费，以求抵御殖民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卷土重来。因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上述判断通常能够代表社会公众的普遍看法。庚子之变时期，中国首都沦陷，最富庶的东南地区抗命实行东南互保，东北被俄军占领，1901年9月签订《辛丑和约》后中央财政匮乏，……。新独立拉美国家政府普遍大幅度取消殖民政府征收的税种，却无法有效征收保留的税种。

但随着时间流逝，上述李斯效应不可避免日益凸显，到文景之治时期和其后，郡县与分封相结合制度总体上已经走向其反面。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应战，在竭尽本国财力仍然非有洋款，万难支持的困境中，先后由地方和中央借用了五笔借款：上海洋商借款、汇丰银款、汇丰镑款、瑞记借款、克萨镑款，按库平银合计4155万两，年利率分别为6%或7%。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期间，借贷资本随国民经济复苏、高涨和经济活动大面积货币化的货币深化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这13笔借款利率最低者年息8%（期限1年的李泰国采购炮船费1864年福建借款），最高者月息7%，折合年利率84%，但期限只有4个月（1861年12月苏松太道借款）。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苏轼《晁错论》）——晁错正是看到了文景之治繁荣昌盛、治平无事表象下潜藏的不测之忧，特别是诸侯坐大对汉王朝江山一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颠覆性威胁，方才不顾触动诸侯利益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杀身之祸，不顾其父亲都意识得到的主持削藩必然导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风险，不顾其父亲甚至因吾不忍见祸及吾身而不惜服毒自尽的惨剧，也要力推削藩，消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的颠覆性风险，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1875年4月借入第三笔时，清政府形势已经大为改观，借款利率对此作出了灵敏的反应，年利率10.5%，比前两笔几乎腰斩，期限则延长至3年，大大长于前两笔，借款额库平银300万两，也比前两笔（分别为120万两和100万两）成倍提高。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决议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五笔借款利率的143倍和167倍。

由此判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伪统一风险，文景之治完全有可能如同后世西晋、北宋那样以八王之乱、靖康之耻而告终，也就不可能作为盛世标杆而载入史册了。尤其是长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放款市场，借贷资本称作子钱，专业贷款人子钱家就是那个年代的银行家。

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史记·货殖列传》），充分表明当时的金融界普遍认为吴楚诸侯七国实力超过朝廷，西汉中央政府无望平定叛乱。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规定承认战前的借贷关系，但年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债务人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付息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

1822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向英国借入拉美国家第一笔正式外国贷款之后，一位侨居伦敦的墨西哥商人立即向本国政府写信，建议墨西哥政府靠近英国，并从英国借款： 一个国家如果借钱给另一个国家，那么，它就自然地会对借它钱的那个国家是否能继续保持独立地位发生兴趣。在此期间，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地方政府相继举借外债，其年利率仍然很少能达到10%，最高年利率10.8%，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些借款利率的93倍至222倍： 1900年秋，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汇丰银行借款，年息四厘半（4.5%），期限10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154倍。2019.9.23 从无盐氏借款看西汉前期国家解体风险 梅新育 在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金融发展历史、形成了稳固高水平金融传统、存在相当发达金融市场的社会，金融市场及其利率能够提供一件客观反映社会公众风险预期的工具，对政治性风险的反映尤为客观，因为对事件的文字记载、表述可能存在有意识粉饰的系统性偏差，市场利率、特别是商业性贷款利率则剥夺了一切温情脉脉和政治正确的粉饰，最能赤裸裸地折射反映市场参与者、乃至整个社会公众的预期和信心。欢迎刊物、出版社朋友们与我联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打击、消灭高利贷，以此改善民生、争取民众，并推动资本积累转向实体经济部门，为未来启动中国工业化创造条件，为此规定的民间私人借贷利率上限起初为年息20%，后来压低至15%，付息总额上限为100%。

……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金融市场对拉美贷款的风险预期和利率，而且还要加上拉美国家视之为保护费而在谈判中让给贷款人的利益，使得哥伦比亚的这第一笔外国借款利率达到了10%。…… 五、跨国跨时代比较无盐氏借款利率 再与殖民主义盛行的19世纪初海外市场主权债相比。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它条件相同，能否放款和贷款利率反映了金融市场对借款人事业前景、信用状况的判断预期。

实际上，用金融市场利率来衡量信心、管理市场预期，这种分析方法和管理手法也适用于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关注的华为首次境内发债。这里贴出原稿，只是考虑到网络阅读体验而删除绝大多数注释。

利率越高，表明金融市场越不看好借款人的事业前景和信用状况。钱穆《秦汉史》记载汉初子钱家贷放金钱，贪贾三取一，廉贾五取一清科研究数据中心表明，从2010年到2018年9年内，唯独2017年中国和全球的并购交易的两条曲线走在一个交点上，其他的年份都是它高我低，它低我高，所以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研究。当时预言，今后五六年，就是2008年、2009年前后，是我国金融机构并购的活跃期，讲了三方面的理由。

企业并购重组，从微观意义上讲，就是各个企业的权利主体依据企业产权的制度安排，进行权力让渡的行为。以上是我想从宏观经济角度的视角，来看我们并购市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以上分析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并购行业的重点是在转化的，替代的。在并购市场最活跃的高峰时期——2016年，中国企业在国内和跨境并购的数量高达3105件，并购金额达到1.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56%。

在中国并购事业不断发展中，根据我观察，在全国工商联的开明领导下，中国并购公会在全国各种公会、协会的社会组织中，已经成为最接市场地气，最活跃，真正体现自律精神，而且具有正能量的自律组织，我认为还不是其中之一。创新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有更大的的话语权去寻求与其他的物资资本、人力资源及其它市场资源的结合，这就是并购。

健全之后并购交易活动仍然会始终存在，但是相对于曾经的经济运行中行政因素较多，要过渡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渡期的过程中，并购交易额肯定会爆发式上升。第二，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正处于国内各项制度改革变化比较频繁的时期，分析中有各种干扰因素，因为各种制度在变。并购会呈周期性特征，这是从总体上的长趋势讲。在这种基础上分析，我认为，在货币环境较为宽松，经济稳定上升时，并购市场发展较为平坦。

为了今天发言，会前我作了一些认真思考，想就中国并购市场说三点感想。但在我国一定的时期内，并购交易规模还会出现大幅增加。

因此，可以想见，我们的制度改革将以更大的力度推进。从我国近十几年来资料看，看了普华永道等三家机构的资料，基本都认为中国的并购交易，从2012年或2013年开始逐步上升，到2015、2016年达到顶峰，2017年便开始趋于下降。

从主观来说，我们政府可以想办法，稳经济，甚至提出要六稳，但是，从市场逻辑上要明白，经济在周期动态中发展，这是一种客观的发展逻辑，这样一种周期活动，必然会为市场的并购开辟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并购就是生产力。